以离任审计优化政绩考核

　　中央政府近一段时间以来，在淡化单一的GDP考核机制上动作不断;更重要的是，此次中组部下发的《通知》并非对考核多元化的简单重申，而是在取消生产总值以及增长率排名的基础上，配以债务考核机制，对政府换届、官员离任留下的烂账追责，进步不小。

　　传统考核机制的直接后果之一，便是盲目举债，不加节制上马大规模项目工程，其中不乏面子工程和烂尾工程。但即便如此，这些项目依然被计入GDP，工程项目拆了建、建了拆都视作一种政绩。由于政府任期的存在，地方政府和主政官员往往不注重政府债务对城市的持续影响，只管任内之事的思维并不少见——这正如《人民日报》此前评论所言，“一任市长一张蓝图”的怪象，认为追求“任期政绩”才是“算在自己头上”的政治资本。

　　避免用公共财政为政绩铺路，改革政绩考核机制实属必要，而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离任官员追责机制的必要性便凸显出来。如果只是重申降低GDP的考核比重，主政者可能依旧对政府债务缺乏必要的敏感;另一方面，相较于GDP这种显而易见的政绩资本，民生工程由于其难以计量而缺乏吸引力。囿于此，官员对任期政治资本的狭隘理解恐怕难以彻底转变。离任追责的意义在于，通过后续的追溯机制防止“一任市长一张蓝图”的政府交接裂痕，确保政策的连续性以及民生工程被重视。

　　但要看到，离任追责并不是新鲜事物，它只是对现有离任审计机制的重申。而揆诸现实，虽然面子工程、烂尾工程频出，但很少有地方主政官员因为离任审计而被问责。《通知》重申离任问责，其意义也正在于，离任审计在以往的现实操作中并未用好用活，它对于唯GDP式的思路以及派生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并未起到应有的矫治作用。所以，在淡化GDP考核的同时，必须让离任审计机制强硬起来。这种强硬，既意味着应强化审计部门的独立性，也意味着在民意监督的氛围之下确立起离任审计对于政府官员在任行为的严格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