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制定实施免税、延期征税等优惠政策，加快发展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的税收优惠政策陆续提速出台。

具体税收优惠方式有两种，2013年12月财政部等部门联合颁布103号文（《关于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采用了税延方式。2015年5月，国务院决定试点对购买商业健康保险给予个人所得税优惠，采用了定额免税的方式。从103号文运行效果看，定额免税的方式可能更适合中国目前的现状。

从实际效果看，103号文采取的税收递延方式，对鼓励企业年金的效果不明显。根据人社部公布的历年企业年金管理资产规模和收益率推算，2012-2014年三年间，每年缴费规模均在1000亿左右。可以看出，2013年底颁布的企业年金税延政策，并没有刺激个人在2014年大幅度增加企业年金缴费。

产生上述情况的原因之一，在于能够享受税收递延的人群较为有限、增长空间也很有限。2011年9月1日后，我国个人所得税费用减除标准提高到3500元，而纳税人数由约8400万人减至约2400万人，到2014年，个人所得税纳税人数估计增加到3000万。

由于采取税延机制，目前（6月9日）缴纳最低税率的人群肯定没有获得税率的优惠，因此基本没有积极性要参加企业年金。考虑到收入越高、人数占比越低等因素，3%税档的人群应该超过1/7（七档税率），姑且假设占比为20%，因此有可能从税延政策获益的人群只有2400万左右。而去年底，参加企业年金的职工人数就有2293万人。两个人群数量相比，没有质的差异。因此税收递延在目前的个人所得税制度下，很难再刺激新的人群加入企业年金。

同时考虑到4%的个人延税比例还受到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倍数限制，因此能够享受税延的绝对金额较低。以北京为例，2014年社会平均工资为77560元，每月享受税延优惠的金额最高为775.6元，这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吸引力也不强。

其次，税收递延制度与之前相比，税收优惠的效果并不明显。103号文之前，企业缴费并入个人工资合计计算、扣除个人所得税，个人缴费在税后工资中支付，但之后的投资和领取环节均不再缴税。103号文出台之后，年金基金投资运营收益分配计入个人账户时，个人暂不缴纳个人所得税，但在领取时，需要全额按照“工资、薪金所得”项目适用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由于领取时投资收益部分占比可能很高，导致收益部分缴税金额也会很高，税延带来的优惠效果被极大地抵消了。

举例假设某人每年平准缴费6000元，每年投资收益率6%，30年后，其基金积累金额达到50万元左右，而其中投资收益为32万元，占基金余额的64%以上。占较大比例的投资收益，在领取时需要计征个人所得税。这也是很多人认为税延政策吸引力不足的重要原因。即使是缴费的本金部分，也不是不纳税了，而是推迟到30年之后再缴纳，个人获得的仅仅是现金的时间价值优势。

第三，税延制度操作性不强，也带来较大困扰。个人所在单位是个税的代扣代缴义务人，而个人领取企业年金时，企业年金管理机构（托管人）变成了代扣代缴义务人。这在操作上还需要形成新的对接机制。而且托管人负责的企业年金计划，人员可能遍布全国各省各地，所以一个托管行很可能要对接全国所有的征税机构，这个操作会非常复杂，带来较高的制度成本。

未来国家还可能出台新的个人税收优惠政策，如个人税延商业养老保险，如果仍采用税延方式的话，可能会由保险公司担任新的代扣代缴义务人。而个人退休领取时需要合并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收入并计税，这就需要一个跨公司、跨行业的超级机构来汇总各项税收优惠的信息和数据，才能做到正确计税。目前看来除了国家税务机关之外，还没有其他任何机构能够承担这样的职责，而国家税务机关显然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相比之下，税优制度简单许多。比如商业健康险每年2400元的个人税收优惠额度，相当于个人提高了个税起征点，由原来的3500元提高到3700元。企业只要统计好购买商业健康险的员工及其金额，在每月200元额度之内纳入个税抵扣项，个人所得税就很容易计算出来。同时将投保人员信息和资金缴纳给保险机构，就能完成投保手续，未来领取/给付时不需要再对税收做特别的处理。

在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制度尚未改革之前，税收递延的优惠方式有些超前了，可以根据试行经验进行完善，比如将税额递延修改为税基递延，可能更符合中国国情。定额免税的方式虽然直接减少了国家财政收入，但考虑到个人所得税免除额定期提高的社会压力，可以代之以企业年金、职业年金、商业保险的定额免税税收优惠政策。免税金额也可以考虑财政负担能力，先低起点起步，再逐步提高。